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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论坛】吴建民：变化的世界与中国
编者按：我国著名外交家、前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于2012年11月28日为我校师生带来题为“变化的世界与中国”的讲座。本期刊登其报告摘要，供读者参考。
受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的邀请，我来到太阳集团1088vip，很高兴有机会和在座的青年人谈一谈我从事几十年外交工作的经验和一些思考。作为一个老人，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人生阅历。今天，我就对“变化的世界与中国”谈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要正确地认识世界，这对于我们来讲至关重要。当前，世界正在发生大变化，中国也在发生大变化，二者是相互影响的。
首先，时代变了。20世纪前半叶，世界还处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题的时代。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列宁。1916 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提出：“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列宁帝国主义论中很重要的论断。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战后一系列国家所爆发的风起云涌地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都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是对的，但是世界上的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也是这样。
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邓小平。小平同志在80年代就深刻地认识到，当今世界已经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进入到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80 年代初，小平同志会见外宾，反复讲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面临两大问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时代主题的变化是个大变化，这个变化对于我们国家的内外政策有重要影响。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战争问题一直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对战争的判断也是和时代的发展相联系的，这对国内外政策有着巨大影响。中国的大变化发生在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中心工作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其中包含一个大的判断，就是战争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我们的四个经济特区，全是靠近港澳的，过去因为靠近港澳属于前线，不予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首先发展的就是沿海。这个大的判断很重要。
我们国家的大发展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1992年初的国际形势是什么？苏联垮掉了，东欧发生了剧变。如果按照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观念，我们应该关上大门固守阵地啊！但是，邓小平说什么？他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中国的大门不仅没有关上，开得更大了。1992年以来中国的大发展，证明了小平的决断是何等的英明。他的根据是什么？根据是时代变了，从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进入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所以，两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大会讲了一番话：“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已经过时了。”
第二个大变化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可能是过去五六百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变化。西方世界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进入到近代社会。文艺复兴把人从神权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人的创造性得到了发挥，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宗教改革也了不起。然后就是启蒙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从封建王权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为资产阶级革命扫清了道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欧洲、美国走到了人类发展的前列。这时，他们作为世界的中心，就意味着他们的标准就是世界标准，他们的规则就是世界规则，他们的文化就是全球的主导文化。
过去几百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尽管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就是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因为亚洲崛起了。亚洲的崛起，拉动着国际关系的重心向太平洋转移。这是过去五六百年以来国际关系最大的动向。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战略重心也在东移。关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我有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是必然的。因为它是跟着国际关系重心的转移而转移的。国际关系的重心在向亚太转移，它当然也要向亚太转移。
第二，美国的战略东移还处在过程之中。阿富汗、伊拉克、其他的一些地方———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冲突的地方，都牵扯美国很多精力，真正要抽出力量到亚太地区来也不是很容易的事。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亚太问题，美国有发言权，亚太这些国家包括中国也有发言权。应对对了，我们会保持继续发展；如果错了，就很有可能要出大问题。对这个形势的正确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一股时代潮流。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里所讲的：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当前，世界上有两股潮流，一股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发展；还有一股是冷战、对抗、冲突的潮流。第一股潮流代表着人类的未来，第二股潮流代表着过去。这两股潮流的较量会决定21 世纪人类的命运。胡锦涛总书记讲，我们在国际关系当中，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两大潮流的对抗带来了两个新的现象：第一是战争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对在下降，第二就是武器在国际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下降。战争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武器是万能吗？大概不是。今天代表世界发展趋势的潮流是和平与发展，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走向衰落；谁举起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谁走向发展。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我们要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我们就会对国际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就不能算是正确认识今天的世界。
第二个问题就是要根据世界的变化调整自我，应对挑战。这可以从外交领域的三个方面的调整来进行分析。
第一，目标的调整，从求生存转为求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人想扼杀它，我们要为共和国的生存而奋斗。但是30 年之后，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了。当我们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我们外交上的主要目标就是求发展了。时代变化了，我们的政策及时做了调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目标变了，带来了其他一系列的变化。
第二，主导思想从“立异”转为“求同”。在鸦片战争之后的100 多年里，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课题是救亡图存。我们起来革命，这就是“立异”，因为不“立异”就只能驯驯服服地当亡国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为生存而斗争，当然也是要“立异”，要不然我们就很难存在下去。然而，现在时代变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变了，那主导思想必须跟着变，必须“求同”。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主题背后是世界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因此，我们“求同”不是一厢情愿，而是看到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在不断增长这一现实。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大大发展了。
第三，工作的主导面从斗争转为合作。在改革开放前的29年里，斗争一直是外交工作的主导面。同美国斗，同苏联斗，斗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当求发展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时，那就要合作，要谋求同世界各国、包括同发达国家的合作。国际关系当中不可能没有斗争，但是斗争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求得更好地开展合作，通过合作来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发展。胡锦涛主席2005 年9 月 15 日在联合国庆祝成立60 周年的首脑大会上说得好：“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共同的挑战需要我们团结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合作，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奋斗，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涉及到心态调整问题。
随着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提升从边缘到中心，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在世界的边缘。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中华民族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意味着：第一，中国今天所受到的世界各国的关注，其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走到世界舞台中心的时刻，比预期中的要早，是金融危机加快了这个进程。在金融危机来临之时，美国、欧洲、日本都陷入了衰退，唯有中国还能够保持经济继续增长。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就突显了出来。
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有三个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一是心态。我们既然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我们的心态应当是一种平常心。我们国家是从弱国过来的，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有弱国心态。什么表现？对人家的评论非常介意，人家讲我好，就特别高兴，人家说我坏，便耿耿于怀，大骂人家反华；喜欢对人家讲我这个好那个好，不愿意听人家讲我们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喜欢拔高成绩，明明是三分，愿意讲四分或者五分。这些就是弱国心态，弱国心态的本质是缺乏自信。我们既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就要有平常心。平常心是什么？处在中心，大家都会对你评头论足。讲你好不必太高兴，讲你不好也不必太介意。看讲得对不对，对的就改，不对，就该怎么做怎么做。既然走到了中心，当然人家评论就会有很多。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平常心。
二是胸怀。既然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胸怀就要大一点。要考虑中国的问题，也要考虑世界的问题，因为世界连成一体了。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讲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所以，我们爱祖国，也要爱人类，必须要有这个胸怀才行。一个自私的人不会有什么朋友，一个自私的国家也不会有多少朋友。我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三是责任。2006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发表了一篇讲话，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责任论”。其中，他提出中国应当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关于责任问题，我想我们中国人所承担的责任应该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我们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中国好世界也好，中国不好世界倒霉；第二，我们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我们加入了几百个国际公约，我们应当承担联合国宪章和几百个公约赋予我们的国际义务和责任；第三，对于世界共同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和平、一个是发展，我们要尽到我们的责任；第四，对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等，我们也正在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由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中华民族、是全体炎黄子孙一百多年奋斗得来的，也是世界变化的结果。今天的中国必须做好准备，随着国力的增长，我们在世界上承担的责任也应当增加。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中国应当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
（根据录音整理）
链接：
吴建民曾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外交学院院长，国际展览局主席，现任我校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理事会理事长。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91年至1994年，他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之后，他相继担任驻荷兰与瑞士大使。1998年至2003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回国后，担任中国外交学院院长。2003年12月，他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这是第一位中国人、第一位亚洲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士担任这一重要职务。